勞動關系包含個別勞動關系和集體勞動關系。因此，勞動關系的協(xié)調一般也分為兩個層面，即個別勞動關系的調整和集體勞動關系的調整。然而，無論何種調整方式，勞動關系的調整都是建立在法律所確立的規(guī)則框架之中，主要依托用人單位義務的明確和勞動者權利的確立。從勞動者權利角度來看，個別勞動關系的調整主要依賴《憲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所確立的勞動者休息權、勞動報酬獲取權等。集體勞動關系的調整則主要依賴相關法律法規(guī)所確立的集體勞權，所謂集體勞權一般是指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和集體爭議權。
西方國家較早步入工業(yè)化、市場化和現(xiàn)代化。在這一過程當中，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特性，勞資矛盾一直是西方社會的突出矛盾，資產(chǎn)階級和無產(chǎn)階級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當中，主要是無產(chǎn)階級爭取自身權利的斗爭使得西方國家在發(fā)展過程中不得不逐步建立和完善勞資關系的協(xié)調機制，賦予勞動者相應的勞動權利，適度緩和階級矛盾，以保證資本主義的延續(xù)發(fā)展。在集體勞動關系調整的層面，集體勞權在勞資關系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頒布實施，從法律及整體層面確立了市場化勞動關系下勞動者的相關權利。2008年《勞動合同法》的實施進一步加強了對于勞動者的權利保護，標志著我國勞動關系上升到一個新的法治高度。然而，《勞動合同法》側重的是個別勞動關系調整，相較于個別勞動關系法治的完備程度，一段時期內我國的集體勞動關系調整受關注的程度需要提高，這從社會發(fā)展的視角來看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實施市場化改革后，當務之急是建立起與市場化相適應的勞動法治體系，這其中個別勞動關系調整的相關制度建設自應擺在首位；另一方面，從歷史的經(jīng)驗來看，集體勞動關系的發(fā)展往往是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后才出現(xiàn)的，在個別勞動關系調整難以完全滿足勞動關系調整需要時才顯示出其急迫性和重要性。
2010年，以廣東省佛山市本田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為典型的多起集體勞動爭議事件表明，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我國勞動關系的協(xié)調與治理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集體勞動關系協(xié)調機制。此后的一段時間里，我國通過《工會法》的修訂等立法行為，由行政部門牽頭，大力推進集體協(xié)商等工作方式，集體勞動關系調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國特色的集體勞動關系協(xié)調機制逐步完善。在這一過程當中，集體勞動關系調整中的勞動者權利內涵和邊界進一步明確，權利行使和運行機制也得到逐步完善。
應該看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關系的性質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關系的性質有著本質的不同，盡管基于市場化環(huán)境，集體勞動關系調整中勞動者的權利構架有較多的相似之處。但是，在追求目標、行使方式等方面都有著很大的不同。2019年3月4日，在參加全國政協(xié)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lián)組會時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提出具有自主性、獨創(chuàng)性的理論觀點，構建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fā)表重要講話中指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自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貫穿研究和教學全過程，轉化為清醒的理論自覺、堅定的政治信念、科學的思維方法。博采眾長、堅持開放視野，同時立足我國實際情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當代社會科學工作者應有的基本態(tài)度。
西方國家集體勞動關系調整的歷史實踐與我們一樣的地方在于，兩者都是建立在市場經(jīng)濟環(huán)境之中。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有必要認真了解分析其制度與實踐，對其合理之處亦可加以借鑒。同時，我們也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要看到中西方的社會性質不同、發(fā)展階段不同，解決中國問題必須立足于中國實際，要全面、辯證地看待我國集體勞動關系領域的實際問題，客觀評價對此建立的相應協(xié)調機制，以及機制背后所形成的勞動者權利構架�；�于這樣的立場，本書在介紹西方國家集體勞動關系調整中的勞動者權利之后，對于我國的做法進行了評述，重點指出中西方之間集體勞動關系調整中的不同邏輯，以及我國在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本書旨在客觀評價西方集體勞動關系調整的權利構架及其運行機制，揭示我國集體勞動關系調整邏輯，為進一步完善我國集體勞動關系的調整機制提供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基于以上考量，本書的結構安排如下幾方面。
章主要介紹西方國家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所依賴的結社權、集體談判權、集體爭議權三種權利的主體、內涵及特征，對三者的邏輯關系進行了學理上的剖析。對企業(yè)管理人員和國家公職人員兩類情況較為特殊的權利主體情況進行了分析：前者既是勞動關系下的勞動者，同時又往往扮演雇主代理人的角色；后者的特殊性在于其雇主是國家。兩者都存在權利被限制的問題。
第二章主要介紹西方國家集體勞動關系調整中勞動者權利演變的歷史及功能。從權利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來看，權利的產(chǎn)生經(jīng)歷了禁止、初步承認和全面認可三個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勞、資、政三方相互博弈，形成了兩條相對清晰的主線，一條是資本和勞動從初的以對抗為主逐步走向合作；另一條是國家與社會從控制走向共治。承認勞動者權利固然是歷史復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但是從權利本身來看，以法定權利為基礎建立的勞資集體自治機制，在勞資關系調整中的獨特作用是其得以產(chǎn)生和延續(xù)的重要原因。這種作用突出表現(xiàn)為其作為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一種形式，有效彌補了市場和政府在調整勞動關系中的不足。
第三章主要介紹西方國家集體勞動關系調整中勞動者權利的基本屬性。在西方社會，尖銳的階級矛盾不可調和，自由權是集體勞權的根本屬性，具有防御權的典型特征。盡管從其權利功能來看，集體勞權的存在對于提升勞動者的工作條件和經(jīng)濟條件作用顯著。但是，權利的功能并不是決定權利屬性的根本性因素。從集體勞權的運行來看，集體勞權與雇主財產(chǎn)權、經(jīng)營權以及社會公眾的權利都可能產(chǎn)生沖突。因此，權利的平衡是必要的。從社會整體利益化出發(fā)，集體勞權與雇主財產(chǎn)權、經(jīng)營權邊界的調適應當遵循勞資自治與力量均等的基本原則，勞資的相互依賴關系決定了任何一方過強或過弱都不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西方國家集體勞權與社會公眾權利的調適一方面依托于政府直接的有限度的管控，另一方面依托于法院遵循比例原則要求對權利沖突予以適當平衡。
第四章主要介紹西方國家集體勞動關系調整中的勞動者權利保障。集體勞權的自由權屬性決定了其具有防御國家侵犯的要求，只是在現(xiàn)代社會，侵犯集體勞權的往往并不是國家，而是作為勞動者相對方的雇主。雇主不當勞動行為制度就是基于權利保護所建立的，但其在各國的實踐并不相同。本章詳細闡述了西方主要國家雇主不當勞動行為的主要類型與主觀要件，并對現(xiàn)有的兩種主要模式，即依托雇傭法院的司法救濟模式與依托勞動關系委員會的準司法模式進行了深入的對比分析。
第五章主要介紹中國集體勞動關系調整中勞動者權利構架。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黨和國家切實保障勞動者的組織權，以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形式推動了集體協(xié)商的實施，體現(xiàn)了黨始終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并且，在中國的社會情境下，勞資矛盾的性質也不同于西方國家，不是階級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因此，用西方式的思維看待中國的集體勞動關系協(xié)調機制，和用西方式的權利構架標準來評判中國勞動者的集體勞權及其行使都是片面的。該章還對我國的不當勞動行為救濟問題進行了具體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恩格斯在《資本論》中這樣寫道：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xiàn)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資本和勞動仍然是兩個重要的生產(chǎn)要素，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資本和勞動的關系也是我們需要妥善處理的一組重要關系，而西方國家的實踐和歷史經(jīng)驗是一面鏡子。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切忌盲目照搬照抄，乃至簡單地拿西方的標準來評判我們的制度和實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立足中國實際，在學習了解中自我完善是我們應有的態(tài)度，本書嘗試對上述命題進行分析。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不當之處還望讀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