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對教師職責最權威的論斷，無疑是唐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韓愈的那句名言：“師者，所以傳道受業(yè)解惑也�！痹谀莻�時候，道傳得深刻，業(yè)授得扎實，惑解得透徹，因而在施教范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贏得了良好的聲譽，便成了“名師”。到了近代，我國傳統(tǒng)教育的精髓與從歐美、日本等國家引進的新的教育學說相互溝通、交融，對于“教師”角色的定位又有了新的更科學的認識，對于“名師”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內容和標準。
      我國歷來重視師道的傳承關系。所謂“名師出高徒”，短短五個字，道盡了師徒關系的全部奧秘：要被承認是“名師”，必須要有實績，必須要能用科學的、有效的方法培養(yǎng)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徒”來；“名師”與“高徒”之間，前傳后承，關鍵在一個“出”字，怎樣才能“出”，怎樣便不能“出”，現(xiàn)代教學法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探求這“出”的規(guī)律和“出”的藝術。
      說到“傳承”，還有個方式和渠道的問題。先秦時代，萬世師表的孔子，留下了一部《論語》。世上有“課堂實錄”，在中國，最早恐怕就是這部《論語》了。到20世紀，這種教學實錄也還流行并有所發(fā)展。如梁啟超20年代在東南大學作長篇講演，其講義經聽講人記錄后成為了他唯一的一篇論述中學以上語文教學問題的重要論文：《論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后來，夏丐尊、葉圣陶曾經應邀到上海廣播電臺就閱讀和寫作問題作了幾次廣播講座，講稿后經整理便成了他們合著的《閱讀與寫作》。這是現(xiàn)代傳媒第一次成了傳播語文教學經驗的渠道，這也是現(xiàn)代版的“名師講語文”之一例，那已經是20世紀40年代的事了。
       開放以后，最早通過課堂教學實錄傳播“名師講語文”的，當推華東師大教育學教授瞿葆奎領銜主編，1980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優(yōu)秀語文教師上課實錄》。出版之后，立即風行全國。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和教育教學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種以“優(yōu)秀教師”“特級教師”等“名師”名義編輯出版的“教學實錄”“教育文庫”“名家叢書”等紛紛出版，與各種講習活動和競賽活動相配合，掀起了一股向“名師”學習的熱潮。其中以江蘇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7月出版的“中國著名特級教師教學思想錄”叢書為代表，從中可以看出這種“名師”讀物的基本格局。因為標明是“教學思想錄”，所以每位特級教師的介紹都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特級教師”本人“夫子自道”，詳盡地講述自己對語文學科的特點和規(guī)律的認識，以及自己從事語文教學實踐的基本經驗（即編者認為的“教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