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通過對合比例性概念進行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存在如下三重比例觀：作為正義要求的比例觀、作為手段評價的比例觀和作為權益平衡的比例觀。此外，對于在部門法領域存在的比例原則泛化這一現(xiàn)象，應該理解為憲法比例原則的部門法化，因此尋找比例原則的憲法規(guī)范基礎就成了應有之義。雖然現(xiàn)行《憲法》并未規(guī)定比例原則，但這并不意味著從憲法相關規(guī)定中無法推出比例原則。在理論上，就比例原則自身而言，一個以正當目的原則為獨立審查步驟的四階比例原則更能成立，其中適當性原則與必要性原則對立法機關實施手段-目的審查(事實發(fā)現(xiàn)維度)，正當目的原則與平衡原則實施規(guī)范性審查(價值證立維度)。同時，由于稀釋權利、不可通約性以及效率損失等問題的存在，比例原則在理論上正面臨多方面挑戰(zhàn)。首先，通過平衡原則來處理公共利益與基本權利的沖突意味著權利、利益和政策在性質(zhì)上沒有差別，這使得權利保護不再具有優(yōu)先性。其次，當把權利與利益等異質(zhì)的事項放在一起衡量時，又會因為不存在供平衡參照的標準而使裁判任意化，裁判的任意化又會導致裁判者裁量權激增從而做出不理性的裁判，最終損害法的確定性、損害法治。最后，如果說上述批評是針對平衡原則的，那么還有一種基于效率的批評則是針對手段-目的審查的，它認為比例原則自身的結構化特征會導致效率損失，所以應該以成本-收益分析替代它。事實上，所有這些批評都是站不住腳的。就稀釋權利這一批評而言，由于后果主義式的平衡原則與權利優(yōu)先性觀念是相容的，并且在面對公共利益時權利具有自限性，因此不能認為對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進行衡量就稀釋了權利。至于不可通約性批評，阿列克西論證“對憲法的重要性”可作為平衡參照的共同標準，而巴拉克論證“邊際社會重要性”可作為共同標準，這在很大程度上回應了哈貝馬斯的批評。針對基于效率的批評可以作如下回應：因為標準比例原則并不將效率作為唯一價值目標來追求，并且成本收益分析為了追求效率會侵犯權利，所以標準比例原則反而是一種能夠限制公權力保障個人權利的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