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yī)學寫本在敦煌吐魯番出土寫本中只占據(jù)很少一部分，按照通常的計數(shù)方法，也就是按照館藏編號，一個編號計為一件，也不過一百多件。加上其他寫本中的涉醫(yī)內容，或者才會多一些。本草寫本就更少了，按照本書的統(tǒng)計，是有12件。除去2件本草相關的寫本，可完全判定為本草著作殘卷的，只有10件。而就是這10件寫本殘卷，卻影響了近現(xiàn)代本草學術史的發(fā)展。
中國本草著作最早出現(xiàn)于何時，目前仍存在較大爭議。如《漢書》中曾三次出現(xiàn)本草之名，而在《漢書·藝文志》所載醫(yī)學著作中，卻無本草著作。出土簡帛醫(yī)學文獻中，也未見和后世本草著作相似的內容。僅有阜陽漢簡《萬物》,載有藥物名稱及功效，可能是早期的本草著作。也有不少學者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可能是醫(yī)方類或博物類著作。但是在漢代，曾產生過不少本草著作，這是沒有爭議的，《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中就羅列有前代各種本草著作的名稱。很可惜的是，只有《神農本草經》傳了下來，成為現(xiàn)存第一部本草著作。其后，應又有一些本草著作產生，或是新著,或是基于《神農本草經》所進行的注釋增補等，本草學有所發(fā)展。至梁代陶弘景，總結諸說，于是有《名醫(yī)別錄》一書。又在《神農本草經》基礎上，增加藥物種類，重新分類，并予以注釋，于是有《本草經集注》一書。
此后，《本草經集注》就成為主流本草著作，并從唐代開始，政府以國家名義修訂本草，一直延續(xù)到明代。唐代有《新修本草》(或稱《唐本草》),五代有《蜀本草》,宋代有各種版本的《證類本草》,元代有《大元本草》,明代有《本草品匯精要》,成為一條延續(xù)不絕的著作鏈。也因為此，這些本草著作，在一般的古人觀念里，其實是一部書，往往就概稱為本草。而后代本草編成，前代本草旋就不再流行，尤其是刊刻印刷出版的《證類本草》通行后，《神農本草經》《名醫(yī)別錄》《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蜀本草》等書皆很快亡佚。羅振玉先生謂：本草之學，自《唐本草》行而《集注》微，《證類本草》行而《唐本草》又微，逮明李時珍《綱目》行，《證類本草》亦僅存舊築矣。即是就此而言。
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本草寫本中，有《本草經集注》和《新修本草》的殘卷，內容不少，且是十分接近原書體例的朱墨雜書寫本，其價值可想而知!早期從事敦煌吐魯番寫本研究的學者，也很快就關注到本草寫本，如日本學者中尾萬三、渡邊幸三、岡西為人等先生，如中國學者羅振玉、范行準等先生，先后或影印題跋，或錄文校注整理，出版相關著作多種。至20世紀80年代，馬繼興、叢春雨等先生再次將敦煌吐魯番出土醫(yī)學寫本的研究推向高峰，本草寫本也是他們關注的重點。其他如本草著作輯佚、�？钡妊芯�，更是紛紛視敦煌吐魯番出土本草寫本為不可或缺的文本材料。
敦煌出土的另一部本草寫本，是唐代孟詵原著、張鼎增補的《食療本草》,尤其引起日本學者關注，中尾萬三等先生不僅在敦煌殘卷的基礎上輯佚出原書，還梳理中國歷代食療類本草著作的發(fā)展，推動了食療類本草著作的研究，至今不衰。在中國，食療類本草也同樣成為本草學術研究中的主流，僅《食療本草》一書的輯佚本，就有數(shù)十種，甚至由此衍生出食療本草學。
進入21世紀，隨著沈澍農先生《敦煌吐魯番醫(yī)藥文獻新輯�！泛屯跖d伊、段逸山師《新疆出土涉醫(yī)文書輯�！返某霭�，敦煌吐魯番出土醫(yī)學寫本的研究，又迎來另一個高峰。相關本草寫本的校錄整理和內容研究等，也都已臻詳盡。有鑒于此，筆者在從事敦煌吐魯番出土本草寫本研究時，只能另辟途徑，改從寫本學入手，對原卷抄寫中的俗字、校改及朱墨雜書等問題進行研究，并借此探討部分文字語句的�？币约氨鎰e其作為輯佚材料的具體價值等。將研究結果匯總起來，就是這本小書，零零碎碎，倒也解決了一些問題。更正一些文字的校錄自不必說，像對朱墨雜書寫本具體操作方法的考察，對《神農本草經》中有無藥物毒性內容的探討等，都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一些看法，不能說完全沒有意義。另外，如對原文獻寫本學特征的梳理等，也可為其他中古時期的醫(yī)學寫本文獻研究提供借鑒。
在這些年的研究過程中，離不開各位前輩老師們的指導，包括我在碩士、博士、博士后階段的段逸山、張如青和王興伊三位導師，還有在北京大學訪問期間指導我的陳明老師，以及在學業(yè)上一直提攜我，而我也一直視之為師的沈澍農老師等，沒有他們，根本不會有這本小書的產生。另外，對這本小書相關內容指導過的，還有復旦大學張小艷先生以及中國中醫(yī)科學院張瑞賢先生等。還有亦師亦友的丁媛師姐，書中不少觀點，都是我和她討論后的結果。同事張葦航、袁開惠、徐雙等，也都給過我不少幫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謝。
于業(yè)禮
202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