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晚清新小說概念

目前學界關于晚清新小說的概念說法不一。晚清新小說處于傳統(tǒng)小說向現(xiàn)代小說的轉型期，所以在時間的上限和下限問題上有不同的界定。李歐梵在著作《現(xiàn)代性的追求》中設置了清末文學一個章節(jié)，其標題是清末文學（18951911），也就是說李歐梵所指的清末文學是18951911年間發(fā)生的文學，作為文學體裁之一的清末小說自然也應當在這個時間范圍內。李歐梵的說法影響很大，尤其是時間下限的定位是很多研究清末或者晚清小說的學者普遍采用的說法。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中說：我所謂的晚清文學，指的是太平天國前后，以至宣統(tǒng)遜位的六十年。［美］王德威：《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文章認為18981911年是晚清文學發(fā)展的高潮，其時間下限和李歐梵的說法一致，但是時間上限卻大大提前了。王德威這樣劃分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19世紀以來的狎邪小說所開拓的情欲主體想象上對其后的文學影響深遠。韓南在《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使用了新小說的概念，對新小說的時間上限作了描述：《新小說》從1902年至1903年以連載形式發(fā)表了梁啟超本人作的《新中國未來記》，該作品被公認為新小說的第一部作品，晚清時期大部分著名小說都是從1903年開始以連載形式刊出的，有幾部就發(fā)表在梁啟超的雜志上。［美］韓南：《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頁。韓南的這段表述里有兩個重要的時間點，一是1902年新小說出現(xiàn)的起點，一是1903年大量新小說開始出現(xiàn)，但是從邏輯上推斷新小說的出現(xiàn)時間應當為新小說概念厘定的時間上限。黃錦珠在《甲午之役與晚清小說界》論文中高度評價了1895年傅蘭雅舉辦的時新小說征文活動，認為晚清小說應該從1895年開始算起。夏曉虹在《晚清新小說辨義》中提出了新小說的時間上限具體到1902年《新民叢報》第20號刊發(fā)的《〈新小說〉第一號》，其理由是這篇文章所言新小說之意境中的新是形容詞，與目前相對于舊小說而言的新小說中的新字同義。在一般的期刊論文和博碩論文中，大部分把新小說的時間界定在19021911年。

1902年11月《新小說》雜志的創(chuàng)辦是中國第一份公開向社會征稿的小說�？�，而且在其創(chuàng)刊號上梁啟超發(fā)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提出影響深遠的小說界革命，是中國小說史的里程碑事件，基于此，本書將1902年《新小說》雜志的創(chuàng)辦作為晚清新小說的起點。雖然《新小說》雜志在1906年7月�？�，但是由其引領的具有新質特點的小說不斷涌現(xiàn)，所以不能把《新小說》雜志的�？�作為新小說的時間下限。本書研究內容是以傳倫五倫為視角分析晚清新小說倫敘事特點，晚清新小說是《新小說》雜志創(chuàng)辦下的文學產物，積極響應小說界革命的新民號召，表現(xiàn)出針砭時弊、批判舊道德、重建新道德的倫理訴求，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與晚清倫理變革思潮同構互動，共同推動晚清中國倫理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型。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這既是國家政體由君主專制向民主共和的轉變，也是晚清中國倫理變革的重要成果，在其過程中晚清新小說對君主專制、忠君思想的批判和對民主共和與國家思想的張揚功不可沒。1912年2月宣統(tǒng)皇帝宣布退位，君臣之倫走向解體，意味著傳統(tǒng)五倫價值體系的坍塌，忠君倫理失去現(xiàn)實的指向性，忠之德也轉向了忠于國家和人民的倫理建構。這既是晚清新小說倫理敘事和倫理變革思潮共同作用的重要成效，也促成了其后小說倫理敘事和倫理變革訴求內容的轉向。即1912年是一個重要時間節(jié)點，以此作為晚清中國新小說倫理敘事研究的時間下限更有利于分析晚清新小說敘事與倫理變革的關系，也有利于客觀評價晚清新小說倫理敘事的文學史地位和歷史意義�；�于此，本書所言晚清新小說是指1902年《新小說》雜志創(chuàng)辦以來所創(chuàng)作和翻譯的小說，其時間下限到1912年2月清帝宣統(tǒng)退位。晚清新小說的突出特點是內容上針砭時弊、重塑新民以維新吾國，語言上淺易通俗，敘事不拘于以情節(jié)為中心。與傳統(tǒng)小說相比，晚清新小說不僅在內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隨著現(xiàn)代傳媒的發(fā)展，除了單行本小說外，期刊小說、日報小說也大量涌現(xiàn)，晚清新小說借助于現(xiàn)代傳媒的傳播力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同時現(xiàn)代傳媒的時效性、公共性、大眾化等特點也進一步促進了晚清新小說對社會現(xiàn)實問題的關注和對民間大眾聲音的表達。

晚清新小說突破了傳統(tǒng)小說人物性格表現(xiàn)的豐富性和故事敘述的生動性，更注重與當下社會現(xiàn)實、時代輿論導向的互動，有意識承擔現(xiàn)代倫理價值的宣傳、教化功用，表現(xiàn)出鮮明的時論性特點。晚清印刷業(yè)尤其是報刊的發(fā)展與繁榮，加速了社會信息在公眾的傳播，也為小說家提供了豐厚的創(chuàng)作素材。李伯元曾自稱其彈詞小說《庚子國變彈詞》（1901）是是書取材于中西報紙者，十之四五；得諸朋輩傳述者，十之三四，其為作書人思想所得，取資輔佐者，不過十之一二耳，并認為小說體裁，自應爾爾李伯元：《庚子國變彈詞·例言》，魏紹昌編：《李伯元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頁。。吳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1903）中記敘了二百多樁光怪陸離的非常態(tài)現(xiàn)狀，以批判世風民情日下、倫理道德淪喪的社會現(xiàn)實。而其所謂目睹者，實際上并不都是作者親眼目睹，據(jù)包天笑回憶說，當他問及吳趼人這個問題時，吳趼人給他瞧一本手鈔冊子，很象日記一般，里面抄寫的，都是每次聽得朋友們所談的怪怪奇奇的故事，也有從筆記上抄下來的，也有從報紙上剪下來的，雜亂無章的成了一巨冊，并笑說所謂目睹者，都是從這里來的呀，然后將這些搜集而來的材料進行整理，要用一個貫穿之法，大概寫社會小說的，都是如此的吧包天笑：《釧影樓筆記》，魏紹昌編：《李伯元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頁。。李伯元、吳趼人的小說取材方法，是晚清小說家所普遍采用的。這種將報刊新聞與小說的結合，不僅使新小說滿足了讀者獵奇的審美心理，而且使新小說具有貼近時代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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