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模特時光

　　我對第一次時裝表演仍然記憶猶新：媽媽在觀眾席上朝我燦爛地微笑；我不知道該怎么走才像個時裝模特（mannequin，那時都這樣稱走臺模特），只是盡力觀察其他女孩的走法，聽著音樂的節(jié)奏，也許她們同樣對專業(yè)模特知之甚少。媽媽稱贊道：“瓊，你太出色了。你是做得最好的！”我知道我不是，但下定決心成為最好的——為了她。從一開始，媽媽就是我事業(yè)上升的推動力。我只得到了在法摩爾商場店內(nèi)表演的工作，她還不確定他們是否會信守承諾聯(lián)系我做其他的工作。隨著下一時裝表演季的臨近，她又找到他們。她望女成鳳的決心影響了我對待模特工作的方式，使我把它當成一份嚴肅的全職事業(yè)，即便在我認為自己已經(jīng)達到巔峰時也毫不懈怠。它激勵我努力“成名”以洗雪我們兩個過去的恥辱。同樣強大的動力是經(jīng)濟需求，我們要掙足夠的錢養(yǎng)活自己。對于一些女孩來說，從事模特行業(yè)只是遇到真命天子之前的跳板，但是母親的經(jīng)歷告訴我，我不能依靠男人。

　　那時還沒有個人精修學校和模特經(jīng)紀公司，都是媽媽待在家里料理我的演出契約。當時也沒有模特照片集之類的東西來招攬工作，所以我只是在家里等著別人來聯(lián)系我。悉尼的模特屈指可數(shù)，所以百貨商場的經(jīng)理們和廣告人很快都認識了我，但是大約 6個月以后模特才成為我的全職工作。與此同時，我母親的收入補貼了我買耳環(huán)的費用，我也在一家電影廣告公司——查爾斯·E.布蘭克斯公司（Charles E. Blanks）找到一份兼職化妝師的工作。我只是剛剛學會給自己化妝，不過這對他們來說已經(jīng)足夠了。要知道，我在觀察著周圍環(huán)境中我所感到新鮮的一切事物的細節(jié)，這樣我可以很快獲取最多的信息，在大腦里過濾，然后在自己上身上呈現(xiàn)出最好的一面，我很喜歡這樣做，哪怕是現(xiàn)在。我很喜歡見到那些廣告里的電影女演員。

　　查爾斯·E.布蘭克斯也資助我參加了 1945年的澳大利亞小姐選美比賽。作為比賽的募捐活動之一，參賽選手將帶有她們頭像的價值一先令的徽章賣掉來為戰(zhàn)爭中的遺孀籌款。我白天忙于工作，又沒有足夠的人脈出售這些徽章，所以我沒有別的選手賣的多。我相信自己是在浪費時間，所以在淘汰輪之前就退出了。真是如釋重負！那個階段，我缺乏自信，受不了被陌生人評頭論足。然而，在后來的歲月中，我卻成了那個賽事的主辦者和許多大型比賽的評委。

　　時裝目錄冊的工作解決了我最初的生計問題。我最早的一些模特工作不是以照片形式呈現(xiàn)，而是畫家的速寫。這些多數(shù)都是白描畫，也有一些用了不同的色調(diào)和顏色，跟我本人還是很像的。漸漸地，報紙和雜志廣告的預(yù)定也多起來。后者包括為各種出版物拍攝色彩非常艷麗的封面照片，其中有《澳大利亞女性周刊》和《女性摯友》。其中一期的《周刊》封面是我穿著紅白相間的格子圍裙正在一個配備著最新家電的藍色廚房里開心地做一個藍色蛋糕的特寫。我想這個形象記錄了消費主義的新時代、家用電器的出現(xiàn)和戰(zhàn)后社會希望婦女成為迷人的全職太太的觀念。盡管廚房是我在家里最得心應(yīng)手的地方，我也渴望著有一天能為家人營造美好的家居生活，但是在拍那張照片時我還不知道我的每一次事業(yè)抉擇都與那個家庭主婦的形象背道而馳。

　　在早期的一些工作中我只化很淡的妝。我學會快速把凡士林抹在一支淺色口紅上，然后涂在嘴唇和睫毛上使其具有光澤。睫毛膏是塊狀的，需要加水來用。因為攝影室不總是有水，我就在睫毛刷上抹點唾沫，這使睫毛膏黏黏的，但比摻水能更好地粘在我的睫毛上。如果今天還有那種睫毛膏，我還愿意用，它真的好極了，只是哭的時候臉上會淌下棕色的涓涓細流！后來我逐漸開始用腮紅、粉底和眼影。我們的手提包里沒有什么模特“戲法”。假睫毛和假發(fā)到 60年代才開始流行。胸罩也許會被墊高，但美容外科手術(shù)還聞所未聞。模特們需要天生麗質(zhì)。也沒有造型師、美發(fā)師和化妝師負責我們的妝容。我們自帶化妝品、頭飾、長筒襪、鞋子和其他配飾，并自己化妝，我們每次有工作時都把這些東西塞在手提包和帽箱里隨身攜帶。絲巾是這套裝備里的必需品。在表演過程中匆匆換衣服時，我們把絲巾戴在頭上，兩端系在頜下，這樣不管衣服多么緊身，我們都不用擔心妝容和頭發(fā)，也不會弄臟衣服。我家里還有一個在用。

　　要保證我們的手提包里儲備充足，我們的衣服、鞋子上檔次，需要用去收入的一大部分。如果是拍商業(yè)廣告，無論是銷售冰箱還是某個牌子的芝士，我們都需要自備衣服。如果是賣衣服或帽子的時裝廣告，我們需要自帶配飾。因此，我必須學會用少量的錢買到最合適我的衣服和配飾，而我的穿著打扮引起其他女性的興趣。她們紛紛向我們尋求建議，因為全職模特很少，我們的臉盡人皆知，我們的名字家喻戶曉。當時還沒有太多對名人的追捧和宣傳，因此我們是真正不拿腔作勢的明星，同時，在澳大利亞人眼中我們也非常真實。

　　漸漸地，客戶們開始在拍照時雇用造型師來保障模特形象符合要求，百貨商場時裝表演時也有服裝師在一旁幫忙——有一次卻害苦了我。一次，柯曾百貨商場（Curzon ’s department store）的時裝表演中，一個服裝師在給我拉連衣裙的側(cè)拉鏈時擠破了一顆痣。在我走向 T臺時，血滲出了裙子。當然，那不是走秀中的唯一一次出錯。法摩爾商場建造了一個大樓梯，穿著泳衣的模特要從那里走下來。我把尖底高跟鞋踩到了最高一級臺階的邊上，一下子就滑倒了。我一直滑到樓梯的底部，我戴的一只貝殼手鐲摔碎了，細小的貝殼隨著我一級級地蹦落下來。我無可奈何，只能自己爬起來，微笑，繼續(xù)，感謝觀眾們給了我同情的掌聲。一次，我火紅頭發(fā)的莽撞朋友貝蒂·格林（Betty Girling）沒有看到 T臺的邊緣，竟直接走了下去，跌到了觀眾席中。

　　為廠家的展銷表演試衣服是我工作中最無聊的部分，修改衣服尺寸時需要我長久站立，還得在衣服架子間進進出出地換衣服。相反，我很期待百貨商場的表演。這些激動人心、回報頗豐、時尚豪華、歷時一小時的表演成為重大社會活動。我的全轉(zhuǎn)身、半轉(zhuǎn)身、入場、退場隨著每次表演而日臻完善，后來竟然成為人人皆知的達領(lǐng)風格（Dally Pose）。后來在女兒的堅持下，她為其進行了注冊，這一風格也成了后來學生們爭相仿效的儀態(tài)之一。我注重精益求精。我攜一把長柄傘，一手在上一手在下持著傘柄，展現(xiàn)一個優(yōu)美的角度。當我在 T臺盡頭駐足時，我用傘尖抵地，手腕做出一個弧度拿著傘柄。我潛心研究怎樣在邊走邊向觀眾微笑時優(yōu)雅地摘掉手套，怎樣提著短裙能讓它像鼓起的風帆。我訓練自己在脫掉外套時不露出襯里，將它飄然拖曳身后，繼而搭在臂彎上稍微向身后彎曲，這樣就不會搶了我身上衣服的風頭。運動衣要輕松活潑地搭在一肩上，并要輕觸衣領(lǐng)和口袋以引人注意。時時刻刻都要優(yōu)雅嬌柔：走路時只有大腿以下移動，身體要保持挺拔不動，以肩為軸擺動雙臂，而不能晃動肩膀。為了顯得脖子長，我想象自己的頭從耳朵以上都被提起，而頭頂則竭力去夠天花板。表情也很重要，但我盡量不做得太夸張。盡管我比其他模特笑得多，但我對自己的表情很敏感。它不是表演技巧，而僅僅是我享受這份工作的快樂流露。很多時候母親都在觀眾席中，所以我會給她一個微笑，然后將這致意推及在場的每位女士，就像每個人都是我的母親。在戴維·瓊斯（David Jones）城區(qū)店七樓舉行的時裝表演算得上秀場雅事。女人們戴著帽子和手套，斯文地吃著黃瓜三明治，小口品著香茗，時裝模特們繞著半圓形的秀場款步而來�，F(xiàn)場演奏的浪漫背景音樂給這樣的沙龍集會更增添了幾分優(yōu)雅。我走秀時總是請求樂隊或鋼琴師演奏查爾斯·德內(nèi)（Charles Trenet）的《小姐》（Mamselle）或《大�！罚↙a Mer）。那音樂使我感覺自己似乎可以自由翱翔。另一首經(jīng)常演奏的曲子是《漂亮女孩就像一首歌》（A Pretty Girl is Like a Melody）�？略�商場總是請我參加它在布里斯班和悉尼的表演。它的老板 ,艾希禮·伯金翰（Ashley Buckingham），對我說我是他最喜歡的模特，他像父親一樣對我的事業(yè)發(fā)展提出建議。他的調(diào)情無傷大雅，我很享受他把我當成一個女人對待。女權(quán)主義已經(jīng)徹底摧毀了男女之間的這種關(guān)系，但是何益之有？我對女權(quán)主義者帶來的很多東西不敢茍同。

　　馬克·福伊百貨商場（Mark Foy ’s department store）（在伊麗莎白和利物浦街拐角處仍可見其雄偉的外觀）擁有最別出心裁的表演和光怪陸離的布景。但是它們與現(xiàn)代時裝表演中的聳人聽聞之舉相比還望塵莫及——最近的一次表演竟然將老鼠放到臺道上，讓它們在衣衫單薄的模特的大腿間來往穿梭。馬克·福伊的創(chuàng)意最多不過是當滑冰者在冰上正�；瑒訒r，讓模特們繞著滑冰場走秀。福伊的服裝在當時也驚世駭俗。穿著長睡裙和薄紗睡裙表演時，我聽到觀眾發(fā)出驚愕之聲。我當時不知這騷動所為何故。后來才如夢初醒。我穿的奶油色紗網(wǎng)緊身上衣上的手型黑緞貼花就像在撫摸我的乳房。媒體將那件睡裙稱為“驚魂”（The Gasper），而且有人向報紙抱怨說，我穿著那件衣服令人生厭。

　　天真是很多模特的大敵。在我從業(yè)的早年，曾有一個比我大很多的攝影師在拍照時讓我脫掉衣服，還要我吻他一下。我拒絕了他，并馬上離開了他的攝影室。身為模特，我可以為了攝影作品付出一切辛勞，但是我不會為了工作討好任何一名有歹念的攝影師。我跟任何人都沒提起這件事，連媽媽也沒說。我想這是我的錯，肯定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才勾起他的歹意。我明白低俗的請求不同于一位攝影師讓你想象一些浪漫的事情，比如被一個英俊的男人攬在懷中，那是為了激發(fā)出某些情感以通過你的表情和眼神投射到照片中。對于那些表示你心有所屬的照片來說，表情至關(guān)重要。我本來就沒有同年齡的女孩子那么放松、隨便，這件事使我在攝影師面前更加拘謹。有些人甚至認為我很高傲，以致一個模特為我辯解說：“瓊并非自命不凡，她只是害羞而已。 ”

　　我開始從事模特行業(yè)的時候還沒有模特經(jīng)紀公司扮演保護模特利益的角色。所有時尚攝影師都是男性，他們可以左右客戶用或不用某個模特。這使攝影師對模特有很大的控制權(quán)。當今模特經(jīng)紀公司和超級名模的出現(xiàn)有助于打破這種權(quán)利平衡，當然還會有某些缺乏職業(yè)道德的人隱匿在這個行業(yè)的邊緣，隨時準備占那些天真女孩的便宜。謝天謝地，我有幸在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和正派、有職業(yè)道德的攝影師合作，他們很多都成了我終生的朋友。在別人眼中我是可望不可及的人，因為很多人或者機構(gòu)都想收藏他們拍攝的人物作品。

　　其中包括魅力四射、才華橫溢的馬克斯·杜培（Max Dupain）1，一位真正天才的攝影師。馬克斯在 1949年對《周日先驅(qū)報雜志》（The Sunday Herald Magazine）替我善為說辭，稱我具備一個模特應(yīng)有的特質(zhì)：“面部對稱，皮膚細膩，眉目疏朗，牙齒整齊——還有表情自然。 ”他為我拍的照片至今仍然收藏在澳大利亞國家肖像展覽館，向?qū)�業(yè)人士和公眾展出。熱爾韋斯·珀塞爾（Gervaise Purcell）是另一位我喜歡的攝影師。

　　他給我拍了很多半身像，大多都是帽子廣告。熱爾韋斯曾經(jīng)是早期的攝影大師之一約翰·李（John Lee）的助手，李的妻子桑德拉（Sandra）是悉尼最早的私人造型師，她幫助模特整理頭發(fā)、化妝，或用一枚白鐵胸針或一對耳環(huán)來烘托衣服，使照片光彩大增。熱爾韋斯后來投奔位于卡斯爾雷大街（Castlereagh Street）的蒙特·盧克（Monte Luke）攝影室，那個攝影室最終被約翰·赫爾德（John Hearder）接手，成為尋常人都能負擔得起的拍家庭照或婚紗照的地方，就像每個人走過一條城市街道都可以得到一張身份攝影室（Identity Studio）給他們拍的照片那樣。身份攝影室經(jīng)常在市場街派駐一位攝影師，他抓拍路人的照片并給他們一張可以打印照片的票據(jù)。諾埃爾·西克（Noel Hickey）性情平和，每個模特都把他當成朋友。我還有一些早期照片是巴里·路登（Barry Louden）拍攝的。

　　古靈精怪的雷吉·約翰遜（Reg Johnson）周旋于他的詹特森（Jantzen）泳裝主顧和為阿爾弗雷德皇子醫(yī)院（Royal Prince Alfred Hospital）的阿蘭·利雷醫(yī)生（Dr Alan Lilley）拍攝癌癥患者的手術(shù)之間。利雷醫(yī)生對攝影非常感興趣，我們的多次拍攝都有他和艾瑞克·龍利陪伴，艾瑞克偶爾當模特以資助他的醫(yī)學學業(yè)。艾瑞克的一位教授在一本出版物上看到他和我的合影時，艾瑞克立即收到了最后通牒：模特或醫(yī)學二選其一。表面看來，二者毫不相干。雷吉最終離開了時尚界去從事全職的醫(yī)療攝影，不過他受雇于詹特森時有機會沉迷于他最熱愛的消遣方式：滑水。雷吉總是選霍克斯布里河（Hawkesbury River）進行外景拍攝絕非巧合。雷吉穿著泳褲站在水里，肌肉發(fā)達的身體濕淋淋的，他拍完需要的照片就逆流而上，到下一節(jié)拍攝和野餐前一直不見蹤影。與雷吉和管理他攝影室的妻子珍妮（Jeannie）一起工作的日子總是非常美好。雷吉試圖教我滑水，但是我并不擅長，而且，正如他喜歡的其他泳裝模特——多恩·弗雷澤（Dorn Fraser）和費爾麗·�？怂梗‵airy Folkes）——我不想把頭發(fā)弄濕再重新梳理，也不想破壞我的妝，到下一組拍攝時還得重新化妝。外景拍攝時，如果沒有公共廁所，模特們就在攝影師的汽車后座上或一棵樹、一塊大石頭后面換衣服，有時由另一個模特拿條毛巾擋著。

　　和今天一樣，時尚行業(yè)的工作總是提前一個季節(jié)，所以我們就得忍受在冬天穿泳裝而在夏天穿皮衣的情況。和其他攝影師拍泳裝照，我最遠只到過邦迪（Bondi）和塔瑪拉瑪（Tamarama）海灘，那里聳立的巖石營造出迷人的背景。我的其他外景拍攝曾到過海德公園（Hyde Park）和禁苑（the Domain）。那時根本沒有跨州或海外拍攝這回事！

　　淘氣包（Scamp）是我代言的另一泳裝品牌。它的廠主本·特納（Ben Turner）曾是最早的傘兵，他的工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為澳大利亞士兵供應(yīng)降落傘，后來他把生產(chǎn)線改為制作泳裝。每當本拜訪我媽媽時，如果我們?nèi)嗡�信馬由韁，他就會數(shù)小時不停地大談生產(chǎn)完美泳衣所需的技術(shù)妙招。盡管淘氣包泳裝被認為有點兒大膽，其兩件套的泳褲總能蓋住肚臍，而且前面帶有一個半裙。我從來沒有給比基尼做模特代言。才只幾年以后，我的一些模特就被檢察官奧布·萊德勞（Aub Laidlaw）趕出悉尼海灘，他測量比基尼上下裝之間的距離來評價其是否體面。

　　前《女性周刊》的攝影師鮑勃·克萊蘭德（Bob Cleland）給我拍過很多專業(yè)照片。在“二戰(zhàn)”期間，他和厄尼·納特（Ernie Nutt）為《周刊》拍攝了最早的彩色照片。在卡斯爾雷大街聯(lián)合大樓（the Grand United Building）地下一層的《周刊》攝影室中，鮑勃和我合作愉快——我命中注定有一天會在那里開辦自己的個人精修學校和模特經(jīng)紀公司�！澳憧隙ㄊ窍つ嶙畈恍愿械哪Ｌ兀�”他會開玩笑地說，“我不明白怎么別的模特更漂亮而你卻能夠成功�！彼�說的很對。我懷疑那個據(jù)我媽媽說教她講新的罵人話的、言語不羈的著名攝影師瑞·雷登（Ray Leighton）對我也有同感。在對《星期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提起我作為模特的可塑性時，瑞評論說我“既適合牙膏也適合長裙”。不過，在我看來這并不像恭維。他曾在給我拍攝的一張專業(yè)照片上寫道：“送給我最喜愛的模特。”——但是我敢打賭他對所有的女孩都這樣說。

　　勞里·勒瓜伊享有很高的藝術(shù)聲譽，但是我發(fā)現(xiàn)和他合作并非易事。他性格怪戾，而且我相信他并不喜歡我。有些模特會跟他頂嘴，但是我對他的生硬態(tài)度很敏感。他的妻子，安妮·普萊斯 -瓊斯（Anne Price-Jones），當然知道怎么跟他頂嘴。作為法摩爾時裝攝影的主管，當安妮在勞里的攝影室中監(jiān)督法摩爾的照片拍攝時，她會直抒己見。他們把攝影室轉(zhuǎn)變成了唇槍舌劍的戰(zhàn)場。他們不穩(wěn)定的婚姻沒有像他們共同拍攝的照片那樣歷時久遠。

　　得益于新聞有限公司（News Limited）一群退休攝影師成立的社交圈——塔茨塔拉俱樂部（Tutsitala Club），使我與很多攝影師的友誼得以保持。這些老男孩邀請我成為兩名女會員之一［另一位是阿黛爾 ·赫爾利（Adele Hurley），著名南極攝影師弗蘭克 ·赫爾利（Frank Hurley）的女兒］。俱樂部的前主席羅恩·艾爾代爾（Ron Iredale）和合伙人梅爾瓦（Melva）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羅恩曾經(jīng)給我經(jīng)紀公司的很多模特拍照，做《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的“三版女郎”，她們在他手上所托得人。他和各位紳士一樣深情地稱我為“小姐”，我也樂而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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